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一百多年以来无数海内外中华儿女的梦想。今天，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更有信心和能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当我们端起历史的望远镜，回看一百多年来我们走过的路，我们看到财政与国家命运的关系是如此紧密，国家命运的变化和兴衰背后竟然隐藏着深刻的财政密码。
公元1840年，天干地支年法为庚子年。这一年发生了第一次鸦片战争，西方列强敲开了封闭满清王朝的大门。1842年，清政府签订了丧权辱国的《南京条约》，使中国陷入了近代半殖民地社会的泥潭。在此之后，列强侵略、军阀割据、生灵涂炭。虎门陷落，英军侵入珠江；甲午战败，北洋水师覆没；卢沟桥事变，日军全面侵华，中华民族经历了太多的屈辱史。但是谁能想到，近代国运衰弱的背后，隐藏着鲜为人知的财政密码。拿当时的中国和英国相比较，鸦片战争前中英工业制造能力、军事实力的巨大差距只是表象，深层次里是财政制度、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思想的巨大差异。英国1668年的“光荣革命”，议会永久地把国王财政权力关进法律的笼子里，并逐步建立起现代财政制度。“光荣革命”确立的税收法定原则，为英国工业革命奠定了基础，也为英国殖民战争提供了财力支撑。2000多年前就已确立的中央集权统治和财政制度没有与时俱进，在清政府的财政收入中地丁、盐课、关税是主要来源，其中与地丁一项占到政府收入的三分之二左右。重农抑商的财政制度使中国的发展长期停留在农业为主的状态，在这种状态下国家的综合实力难以壮大。而且，在有限的政府财力中用于国防的也十分有限，财政权的滥用，严重的腐败，不少支出化为皇室、大臣奢侈享乐等政府消费性支出。即使面临严重的军事威胁，这种惯性也难以迅速改变。财政无法把经济、政治和国防整合起来，国家综合实力不能通过财政的转化而增强，国家衰败是不可避免的。
公元1949年，天干地支年法为己丑年，这一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当毛泽东主席在天安门城楼宣告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的时候，很少有人想到，无数人为之奋斗的这一天的到来，其背后也隐藏着财政的密码。毛泽东1938年发表的《论持久战》有这样一句话“抗日的财源十分困难，动员了民众，则财政也不成问题，岂有如此广土众民的国家而患财穷之理？”1949年，毛泽东发表的《我们是能够克服困难的》中写到“二十二年的人民解放战争告诉我们，在任何一个驱逐敌人建立人民政权的区域，必不可免地要经过一个困难的时期。……为着克服困难，必须完成几项根本性质的工作，这就是（一）消灭封建势力，使农民得到土地；（二）实行精兵简政，简省国家开支；（三）在上列两项基础之上初步地恢复和发展一切有益的工业和农业生产。”毛泽东所谈到的三项根本性质的工作，每一项都与战时财政制度密切相关。中国共产党战时的废除苛捐杂税、减租减息等财政制度为中国革命奠定了强大的经济基础、社会基础和政治基础。
公元1978年，天干地支年法为戊午年，这一年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1978年的中国，是中华民族5000年历史上具有重要意义的一年。如果说1949年中国的变化是让中国人民站了起来，那么1978年的变化则是中华民族走向富裕道路的开始。但是，在当年，我国面临着十年“文革”带来的严峻局面：经济凋敝、科技落后、人民贫困。与世界其他国家相比，我国经济不仅同发达国家的差距进一步扩大，而且还被一些发展中国家和地区远远甩在了后面。邓小平就强调，不改革开放，总有一天会被开除球籍。可以说，贫困与落后，生存危机与开除“球籍”的危险，是撬动中国改革开放最大的动力。解决短缺问题的根本途径是提高生产力，提升经济效率，市场化无疑是唯一出路。要建立充满生机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增强企业活力是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环节。而这个时候，是财政改革率先打破高度集中计划经济体制的缺口，也是财政改革为市场化改革奠基铺路。财政改革是围绕“增强企业活力”展开的，而“利改税”则是增强企业活力、确立企业市场主体地位的关键一步。
在人类史上，没有哪个国家的发展是一帆风顺的；没有哪个国家的发展没有遭遇过重大风险，甚至危机。审视历史，其背后都隐藏着财政密码，左右历史变迁的进程，从历史的波澜中都能找到财政的身影，重大的历史变革无不指向财政。面对风险和危机，果断地进行财政变革，就能化风险为动力、化危机为转机；如果拖泥带水、停滞不前，等待的就只能是灭亡。美国的“进步时代”和前苏联的解体是对此最好的诠释。“进步时代”之前，美国财政制度既杂乱又低效，藏污纳垢，完全不对民众负责。国家面临的问题，也是腐败横行，假冒伪劣猖獗，重大灾难屡屡发生，社会矛盾异常尖锐。在进步时代，美国从收入和开支两方面对其财政制度进行了彻底的改造，建立了现代财政制度，其现代国家的基础就是在这个时期奠定的。到20世纪20年代，美国已建立了一个高效的现代国家机器。没有在进步时代打下的财政制度基础，美国资本主义的命运也许完全会是另外一种结局。反观苏联解体，最大的原因也是因为苏联一直实行高度集权的财政制度，导致整个社会毫无活力和动力，风险长期积累后遇到问题冲击后，“帝国”便分崩离析。
历史是一面镜子，知兴衰，明得失，可照现实，可照未来。当我们审视人类历史的长河时，发现财政与国家治理的关系是如此紧密。尤其是人类社会已经进入风险社会，其特征是高度不确定性。在风险社会，经济风险、社会风险、债务风险和金融风险以及地缘政治风险等公共风险相互交织、叠加放大、全球互联，若处理不好会引发严重的发展危机。因此，需要对财政问题和财政在治理中的作用予以高度重视，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奠定坚实的基础。
本文发表于《中国财经报》2018年11月24日第五版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一百多年以来无数海内外中华儿女的梦想。今天，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更有信心和能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当我们端起历史的望远镜，回看一百多年来我们走过的路，我们看到财政与国家命运的关系是如此紧密，国家命运的变化和兴衰背后竟然隐藏着深刻的财政密码。
公元1840年，天干地支年法为庚子年。这一年发生了第一次鸦片战争，西方列强敲开了封闭满清王朝的大门。1842年，清政府签订了丧权辱国的《南京条约》，使中国陷入了近代半殖民地社会的泥潭。在此之后，列强侵略、军阀割据、生灵涂炭。虎门陷落，英军侵入珠江；甲午战败，北洋水师覆没；卢沟桥事变，日军全面侵华，中华民族经历了太多的屈辱史。但是谁能想到，近代国运衰弱的背后，隐藏着鲜为人知的财政密码。拿当时的中国和英国相比较，鸦片战争前中英工业制造能力、军事实力的巨大差距只是表象，深层次里是财政制度、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思想的巨大差异。英国1668年的“光荣革命”，议会永久地把国王财政权力关进法律的笼子里，并逐步建立起现代财政制度。“光荣革命”确立的税收法定原则，为英国工业革命奠定了基础，也为英国殖民战争提供了财力支撑。2000多年前就已确立的中央集权统治和财政制度没有与时俱进，在清政府的财政收入中地丁、盐课、关税是主要来源，其中与地丁一项占到政府收入的三分之二左右。重农抑商的财政制度使中国的发展长期停留在农业为主的状态，在这种状态下国家的综合实力难以壮大。而且，在有限的政府财力中用于国防的也十分有限，财政权的滥用，严重的腐败，不少支出化为皇室、大臣奢侈享乐等政府消费性支出。即使面临严重的军事威胁，这种惯性也难以迅速改变。财政无法把经济、政治和国防整合起来，国家综合实力不能通过财政的转化而增强，国家衰败是不可避免的。
公元1949年，天干地支年法为己丑年，这一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当毛泽东主席在天安门城楼宣告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的时候，很少有人想到，无数人为之奋斗的这一天的到来，其背后也隐藏着财政的密码。毛泽东1938年发表的《论持久战》有这样一句话“抗日的财源十分困难，动员了民众，则财政也不成问题，岂有如此广土众民的国家而患财穷之理？”1949年，毛泽东发表的《我们是能够克服困难的》中写到“二十二年的人民解放战争告诉我们，在任何一个驱逐敌人建立人民政权的区域，必不可免地要经过一个困难的时期。……为着克服困难，必须完成几项根本性质的工作，这就是（一）消灭封建势力，使农民得到土地；（二）实行精兵简政，简省国家开支；（三）在上列两项基础之上初步地恢复和发展一切有益的工业和农业生产。”毛泽东所谈到的三项根本性质的工作，每一项都与战时财政制度密切相关。中国共产党战时的废除苛捐杂税、减租减息等财政制度为中国革命奠定了强大的经济基础、社会基础和政治基础。
公元1978年，天干地支年法为戊午年，这一年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1978年的中国，是中华民族5000年历史上具有重要意义的一年。如果说1949年中国的变化是让中国人民站了起来，那么1978年的变化则是中华民族走向富裕道路的开始。但是，在当年，我国面临着十年“文革”带来的严峻局面：经济凋敝、科技落后、人民贫困。与世界其他国家相比，我国经济不仅同发达国家的差距进一步扩大，而且还被一些发展中国家和地区远远甩在了后面。邓小平就强调，不改革开放，总有一天会被开除球籍。可以说，贫困与落后，生存危机与开除“球籍”的危险，是撬动中国改革开放最大的动力。解决短缺问题的根本途径是提高生产力，提升经济效率，市场化无疑是唯一出路。要建立充满生机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增强企业活力是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环节。而这个时候，是财政改革率先打破高度集中计划经济体制的缺口，也是财政改革为市场化改革奠基铺路。财政改革是围绕“增强企业活力”展开的，而“利改税”则是增强企业活力、确立企业市场主体地位的关键一步。
在人类史上，没有哪个国家的发展是一帆风顺的；没有哪个国家的发展没有遭遇过重大风险，甚至危机。审视历史，其背后都隐藏着财政密码，左右历史变迁的进程，从历史的波澜中都能找到财政的身影，重大的历史变革无不指向财政。面对风险和危机，果断地进行财政变革，就能化风险为动力、化危机为转机；如果拖泥带水、停滞不前，等待的就只能是灭亡。美国的“进步时代”和前苏联的解体是对此最好的诠释。“进步时代”之前，美国财政制度既杂乱又低效，藏污纳垢，完全不对民众负责。国家面临的问题，也是腐败横行，假冒伪劣猖獗，重大灾难屡屡发生，社会矛盾异常尖锐。在进步时代，美国从收入和开支两方面对其财政制度进行了彻底的改造，建立了现代财政制度，其现代国家的基础就是在这个时期奠定的。到20世纪20年代，美国已建立了一个高效的现代国家机器。没有在进步时代打下的财政制度基础，美国资本主义的命运也许完全会是另外一种结局。反观苏联解体，最大的原因也是因为苏联一直实行高度集权的财政制度，导致整个社会毫无活力和动力，风险长期积累后遇到问题冲击后，“帝国”便分崩离析。
历史是一面镜子，知兴衰，明得失，可照现实，可照未来。当我们审视人类历史的长河时，发现财政与国家治理的关系是如此紧密。尤其是人类社会已经进入风险社会，其特征是高度不确定性。在风险社会，经济风险、社会风险、债务风险和金融风险以及地缘政治风险等公共风险相互交织、叠加放大、全球互联，若处理不好会引发严重的发展危机。因此，需要对财政问题和财政在治理中的作用予以高度重视，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奠定坚实的基础。
本文发表于《中国财经报》2018年11月24日第五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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