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过去的十余年中，体现为线上化、网络化、数字化、智能化的信息技术革命与金融业务创新水乳交融，一方面重塑了传统金融业务的外在风貌和内在逻辑，另一方面更是促进了经济的高速度高质量发展，极大延展了社会空间的广度和深度，科技进步和金融创新的成果真正惠泽千家万户。

    然而与此同时，金融科技的一些负面效应也逐渐显现，首先，基于所谓“马太效应”，金融科技的成果并不能为社会公众公平享有，数据鸿沟令人触目惊心；再者，金融科技除继承科技、金融母体的优点外，其“原罪”基因也如影随形，信息茧房、算法歧视、侵犯隐私等问题时有发生。

   话虽如此，但问题不是止步不前的借口，而更应是再上层楼的契机。令人欣喜的是，面对金融科技业务发展带来的伦理挑战，不仅监管在积极应对，行业也已经快速行动起来。日前，马上消费研究院联合微众银行等单位，在业内率先以企业主体身份发布了金融科技伦理报告——《博观取义，探寻金融科技伦理治理之道》，（以下简称《报告》），为金融科技伦理治理体系在行业自律层面的探索树立了榜样。

   应当说，金融科技的伦理治理在全球都还处于理论和实践的探索阶段。表面看来，作为“人伦道德之理”的伦理似乎无所不包，但作为治理工具却需要清晰的内涵外延和作用边界。对此，《报告》不仅在理论上详述了金融科技伦理的问题缘起、发展基础乃至治理的意义和范畴，在实践上梳理了国内外政府、企业在建章立制、公司治理等方面的举措镜鉴，最后更以此为基础旗帜鲜明地提出了自己的担当和主张，从而将金融科技的伦理探讨由书斋引到实践，由政策框架推广到产业前沿。

     具体说来，《报告》在金融科技伦理研究方面的创新之处主要包括以下三点：

     其一，该《报告》是一份真正意义上的“金融科技”伦理研究报告。此前，由于科技伦理话题本身的热门，以及行业在理论和实践上总结的不足，相关报告研究大多拘泥于“科技”的伦理问题，对策也都是技术层面的探讨，对金融问题则或者避重就轻，或者语焉不详，只是在案例角度作为陈述科技问题的点缀。

   《报告》则从一开始就紧贴金融领域的实践，特别是能够从金融的机制特质和历史经纬出发定位问题，分析解决。比如，针对数据治理问题，分别总结了消金公司、互联网银行和国有大型银行的对策举措，细化到治理架构、治理规范、治理措施、治理技术等方方面面，具有很强的实战指导作用。

   其二，该《报告》是一份既主张“不作恶”，又主张“向善”的报告。也许是科技发展带来的数据治理、算法伦理、无序竞争等问题足够令人侧目，也许是伦理作为治理工具此前更多集中于化解矛盾，总之，人们对金融科技伦理的关注“止恶”过之，“扬善”不足。这样不仅限制了伦理作用的发挥，客观上也影响了金融科技的行业形象。

   令人耳目一新的是，《报告》在金融科技伦理“向善”方面并未吝惜笔墨。比如，马上消费在智能双录产品上的实践案例就非常具有启发意义，依托于AI技术的强大加持，不但工作流程随之重构，提升了客户体验和合规程度，更使客户摆脱了业务办理的时空束缚，使其切实感受到金融科技既具有效率方面的工具理性，又具有人性层面的温暖关怀。

   其三，该《报告》不是一份“单向输出”的宣言，而是一份“开放共赢”的号召。站在企业立场，研究报告确实需要直面自身当时当地的发展问题，陈述思考主张，但也因此可能异化为对政府、市场、客户的“单方喊话”，甚至“只要我觉得，不要你觉得”。但伦理毕竟是社会治理的范畴，其公共属性要求研究也需中正、公允。

   《报告》在此并未陷入“自说自话”的窠臼。相反，该《报告》站在整个行业发展的角度，系统提出了金融科技伦理治理的原则、清单、矩阵和治理体系，归纳总结了“以人为本、社会责任、自主能动、守正创新、算法公平、数字普惠、开放竞争、用户至上、科学评估、建立标准”等治理主张。更为亮眼的是，《报告》还将治理路径下沉至技术、治理和管理等各实践环节，从而使其研究成果兼具理论深度和实操价值。

   党和国家历来高度重视科技伦理治理工作，在机制层面设立了国家科技伦理委员会，在政策层面也制定了《关于加强科技伦理治理的意见》。具体到金融科技领域，中国人民银行出台了《金融科技发展规划（2022-2025年）》，指明了金融科技伦理治理的工作方向。

   展望未来，立足于创新、开放、持续、共享的金融科技行业，有望适应国家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新发展格局的要求，满足数字经济时代实体经济做大做强、人民群众生活美好的向往，因此具有高质量发展的潜力与空间。构建与业务同步发展的金融科技伦理体系则是将这种预期变为现实的保障和关键。而这，也正是《博观取义，探寻金融科技伦理治理之道》面世的意义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