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资客专挑政信项目

　　去年12月份，财政部等四部门联合下发了 《关于制止地方政府违法违规融资行为的通知》。“463号文”明确指出，要求地方各级政府及所属机关事业单位、社会团体，要继续严格按照《担保法》等有关法律法规规定，不得出具担保函、承诺函、安慰函等直接或变相担保协议，不得以机关事业单位及社会团体的国有资产为其他单位或企业融资承诺承担偿债责任。

　　市场一度将其解读为叫停政信合作的信号。但从执行结果来看，政府部门作为担保的信托的产品非但没有全面叫停，反而在市场上大行其道。

　　用益信托4月统计数据显示，以基础设施信托为主要代表的政府担保类信托，在各类信托资金运用领域中占比14.11%，超越了房地产信托，位列第二。

　　《金证券》记者从信托渠道了解到，一些作风犀利的信托公司，今年以来甚至把政信合作的项目列为公司发展的重点方向。

　　外地驻宁一家信托公司的员工小张近段时间跑遍了江苏省内的三四线城市，希望与政府平台寻求合作，在他的努力之下，今年已经做成了一笔项目，还有一笔项目正在洽谈中。

　　“因为有政府信用作担保，政信合作的项目在投资者中还很紧俏。”小张告诉《金证券》记者，许多投资者“打着灯笼”，专挑政信合作的项目投资。

　　迂回发行大玩“文字游戏”

　　一家规模排在国内信托公司前十的信托人士告诉《金证券》记者，今年一季度，信托公司与政府合作发行信托，做得还遮遮掩掩；到了二季度，信托公司与政府不再“犹抱琵琶半遮面”，而是很直接地合作。当然，在操作中，会“合理”地规避开政策所限。

　　该人士说，“463号文”明确指出，要求地方各级政府及所属机关事业单位、社会团体，要继续严格按照《担保法》等有关法律法规规定，不得出具“担保函”、“承诺函”、“安慰函”等直接或变相担保协议，不得以机关事业单位及社会团体的国有资产为其他单位或企业融资承诺承担偿债责任。为了顺利发行产品，政府和信托公司把上述字眼，改成了“说明函”、“证明函”、“明示函”、“对账函”等其他说法，而事实上的隐形担保行为依然存在。

　　该人士向《金证券》记者透露，此前，财政担保在政信信托发行的过程中至关重要，但新规出台后，公开的资料中不会再显示“财政担保、政府担保”等字样，而是由销售人员口头强调“以财政信用做背书”的前提。

　　此外，为了规避新规的政策雷区，在今年的政信合作新项目中，会弱化项目政府背景，要求平台公司提供土地抵押和连带责任担保，进而符合监管要求。但实际上，担保方依然是政府。

　　上述信托公司小张告诉《金证券》记者，为了合理规避“463号文”的政策雷区，信托公司会引导政府往合理的方向做产品。

　　“在三四线小城市，特别是一些县级城市，由于大批量的基建项目要上台，而传统银行渠道又受到限制，政府的存量债务规模又很惊人，因此，不得不剑走偏锋，走信托渠道融资。”小张表示，今年以来，信托公司的业务量需求递增，因此，政府和信托公司一拍即合，推高政信信托规模。

　　规模不降反升突破6500亿

　　政府基建项目对于资金的渴求，使得政信信托规模不降反升。

　　《金证券》注意到，中国信托业协会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一季度末，资金信托投向政府主导的基础产业余额达到2.1万亿元，其中直接的政信合作业务为6548.14亿元，占全行业信托资产规模的7.5%，环比增长30.56%，同比增幅达160.85%。据了解，这一数据远超近几年平均两三千亿元的水平。其中，今年一季度政信合作信托余额新增超过1500亿，而部分信托公司政信合作类项目甚至超过业务总量的一半。

　　Wind数据显示，基础设施信托在发行量和规模上继续向上攀升。截至6月5日，基础设施信托达到851只，在全部信托发行量中占比29.63%，规模合计达到了1579亿元，占比达31.13%。

　　爆炸式增长的规模，使得地方平台融资项目信托计划也堆积了越来越高的风险性。

　　此前央行行长周小川坦言，约20%的地方政府融资平台贷款项目可能是存在风险的。

　　周小川认为，“这些可能是公益性的，它本身没有收入来源，要靠地方财政运用未来的其他收入综合进行偿还。这部分平台贷款是大家比较重视的，也是容易出风险的，还涉及地方政府做的有些担保或者保证是否恰当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