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科技的迅速渗透及其相关产品服务的持续创新已深刻改变了普惠金融的发展生态。

　　充分发挥金融科技的价值，推动数字普惠金融纵深发展，可以更有效地服务我国实体经济，这已在业内形成了共识。但需要正视的是，在数字普惠金融推进过程中，风险与挑战仍存，坚持科技赋能与规则引领双驱动，方能促进普惠金融在良性的轨道上健康发展。

　　借力科技 普惠金融迎来黄金发展期

　　“当下是发展普惠金融最好的时代。”有互金从业人士这样表示。

　　当前，我国数字经济正处于蓬勃发展期。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日前发布的数据显示，2017年我国数字经济规模达27.2万亿元，占GDP的比重达到32.9%，已成为驱动经济转型升级的重要动力。而数字金融比较活跃的商业形式，如支付、网贷、保险、理财等，也都具有较强的普惠性质。

　　回顾整个普惠金融事业的发展，普惠金融之所以难做，主要还是因为小微企业和低收入群体这两类潜在的客户，一是获客难，二是风控难操作。数字技术为这两个关键问题提供了有效的解决方案。

　　事实上，数字经济、普惠金融的政策红利正在持续释放。从2016年G20杭州峰会上提出的《G20数字普惠金融高级原则》，到今年《政府工作报告》明确提出要改革完善金融服务体系、支持金融机构扩展普惠金融业务，数字普惠金融获得了政策大力支持。

　　毋庸置疑，依托于互联网和数字技术的日臻成熟，大数据、云计算、区块链等技术被越来越广泛地应用到了金融事业中。恒昌公司首席战略官翟南宾表示，随着普惠金融发展到数字普惠金融阶段，一方面，互联网、大数据等技术使金融服务变得更为便捷、高效；另一方面，数字金融的运用使金融成本更低、时效更短，也更容易去辨别客户的风险情况和信用情况。

　　挑战仍存 价值与风险并生

　　虽然普惠金融在我国的发展取得了明显成效，但需要认识到，数字普惠金融在我国的发展尚不成熟，价值与风险并生。

　　诚然，金融科技通过缓解普惠金融信息不对称问题之后，在一定程度上缓释了一些潜在的风险因素，但在另一个层面也产生了一些新的风险。如网络安全风险，科技的飞速发展使得风险的传导速度和隐蔽性快速扩张，风险的边界也在扩大。

　　此外，数字鸿沟问题仍然存在。由于普惠金融服务对象主要是弱势群体，对数字技术理解能力低、承担风险能力弱、互联网金融应用水平低等问题较为突出。如何创新开发出适合弱势群体的金融产品和服务，以多样化的形式来发展普惠金融，也是需要金融从业者深入思考的问题。

　　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理事长李扬日前表示，发展数字普惠金融，既不能数字主义，也不能技术主义，要时刻想着这是一个社会经济活动。

　　有业内人士直言，目前，在互联网金融、金融科技以及数字普惠金融领域都有较多模糊的概念，准确理解数字普惠金融，有助于正确认识数字普惠金融的价值。

　　事实上，普惠金融不是扶贫，发展数字普惠金融需要考虑商业可持续原则，这已成为各方共识。

　　李扬认为，普惠金融是指用可负担的成本向有真实金融需求的群体有尊严地提供适当、有效的金融服务。做数字普惠金融必须要考虑好商业可持续的问题。具体而言，科技和普惠金融的结合，主要从三条路来走：一是降低准入成本；二是解决信用问题；三是应用好大数据、云计算等技术，处理好信息、算法和算力的问题。只有解决好上述问题，才可以使金融服务更有效地触达所有人。

　　规则引领 筑牢风控“防火墙”

　　无论是金融科技还是普惠金融，风险控制都是重中之重。有业内人士坦言，当前，在金融科技领域已出现了泡沫，虽然金融科技会经历一个泡沫过程，但同时需要着重预防其成为系统性风险。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杨东表示，说到金融科技之于普惠金融的作用，人们更多想到的是利用金融科技来解决很多问题，如降低金融服务门槛。但在中西部地区的实际调研中发现，为缺乏金融服务的群体提供好风险控制，比降低原有的金融服务门槛更为重要。

　　“数字普惠金融领域的诸多风险是由于不按照金融规律办事所引起的。”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副院长黄益平坦言。实际上，在利用金融科技推进普惠金融的过程中，行业内仍存在一些打着数字普惠金融和互联网普惠金融旗号进行金融诈骗活动，这种伪创新成为一种“数字陷阱”，扰乱了行业秩序。因此，筑牢数字普惠金融的“防火墙”，成为稳妥促进数字普惠金融健康发展的关键。

　　在黄益平看来，为了促进数字普惠金融健康发展，首先需要给数字普惠金融划定一个明确的边界，保证其商业可持续。一方面，普惠金融不同于政策性金融；另一方面，数字普惠金融更应该是负责任的金融，对客户、产品和平台负责。一些平台通过提供过高的投资回报率来吸引客户，在现实中却看到不少变相的“庞氏骗局”。

　　对此，黄益平建议，应该制定相关监管规则，做到金融监管的全覆盖，比如建立统一的标准来发放金融牌照，要求申请牌照的机构和个人需具有必备的资质，这将促使数字普惠金融加速回归到良性的发展轨道上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