浓重纪念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宋任穷同志诞辰113周年

陈玉荣

今天是2022年7月11日，也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宋任穷同志诞辰113周年的纪念日。宋任穷同志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我党我军政治工作的卓越领导人。宋任穷同志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战斗的一生，是为党和人民事业无私奉献的一生。在这个特别的日子里，让我们以无比崇敬的心情，深切缅怀已离开我们整整17年的宋任穷同志！重新回顾这位伟大的革命家传奇、精彩而有趣的人生故事，重温他的优秀品质、高尚风范，在缅怀中坚定信念，在追思中去寻找力量。

一、不忘初心，心系人民。宋任穷，男，生于1909年7月11日，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同年底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经历了大革命的洗礼、亲历了创建中国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的斗争实践，参加了中央革命根据地五次反“围剿”斗争；长征开始时出任军委干部团政委，自瑞金九堡出发和团长陈赓同志率干部团及工兵营过于都河，战湘江为长征的红军架设桥梁，长征过程中率干部团参加了强渡乌江、激战土城青冈坡、攻克遵义、四渡赤水、巧渡金沙江、抢渡大渡河、南渡乌江等一系列重要战斗。抗日战争爆发后，宋任穷率部挺进冀南，开辟平原抗日根据地；解放战争时期，宋任穷在淮海战役和渡江战役中，组织带领数百万民工日夜赶送前线军粮、物资，筹集渡江船只，为战役胜利提供了重要后勤保障，后担任南京市委副书记、南京市军管会副主任，协助刘伯承同志进行接管工作。在新中国诞生之际，中央决定组建“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南服务团”，宋任穷再度挑起团长的重担，亲率1.7万名老区骨干和来自江苏南京、安徽各地的进步知识青年，告别亲人，跋山涉水，挺进西南边陲。在长达20多年的革命战争中，宋任穷同志舍生忘死、南征北战，其中经历的千难万苦，是我们今人难以想象的。

如果说宋任穷同志前40年的艰苦一方面是来自客观环境，那新中国成立后的他，则是以克己慎行的实际行动，践行了一个共产党员廉洁奉公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理念。宋任穷始终未忘记自己也是一个老百姓，曾不止一次的要求不搞吃喝招待，坚持不要让群众称“官衔”，到基层“蹲点”时时刻刻想到群众，坚持与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1977年10月，由于文化大革命后期的无政府状态，严重地影响到了七机部的科研、生产领域，使之陷于停顿状态。中央虽几次派工作组进驻七机部，仍未解决问题。在此困难情况下，中央决定急派当时还处在被打倒状态、没有作组织结论的宋任穷出任七机部长。宋任穷出任七机部长后立即前往科研生产第一线，一项项解决科研、技术人员和工人群众实际遇到的问题。在来到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郊的我国第一个固体火箭发动机研制生产基地后，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深入车间班组，和两手沾满煤灰的锅炉工握手，在充满刺鼻化学药味的工房和操作工和蔼交谈，到低矮的“干打垒”同职工家属围着火炉，盘膝而坐，问寒问暖。得知基地的生活条件简陋，看到职工的生活很艰苦，春节里吃的还是窝头。宋任穷奔波协调，让基地全部职工实现了粮油“特供”待遇，即细粮供应比例由40％提高到80％，食油由每人每月四两提高到每月一斤；逢年过节，还通过专列为基地调运大米、海鱼。

当时国家正是百废待兴，计划经济、计划分配仍如“铁板”，宋任穷同志在这一过程中付出的努力可想而知。到1978年12月离任，在短短的一年多的时间里，宋任穷始终依靠七机部的广大科研人员、工人、干部，关心群众的疾苦和困难，一切从实际出发，拔乱反正，使一个处于派系斗争，科研、生产瘫痪，陷于混乱状况的七机部走上正轨，为我国的航天事业的进一步发展打下良好的基础。

严于律己的同时，宋任穷同志对家人的要求也极其“苛刻”。宋云飞是宋任穷的女儿，大学毕业后不久便结婚了。由于体弱，怀孕后搬到娘家暂住，图个照应。分娩时正是凌晨两点，阵痛难忍，丈夫忙着送她上医院。司机就住在对面楼上，丈夫想叫醒他帮个忙。宋云飞连忙制止。说：“我爸爸从不准用公车办私事。”丈夫不服气：“这回是特殊情况嘛!”

“他会这么说，人家父亲没有轿车怎么办？还是坐自行车去吧。”结果，因为孕腹太大自行车也上不去。深更半夜，丈夫硬是搀扶着临盆的妻子，一边艰难地挪步一边不停地呻吟，走了半个多钟头，坚持捱到了附近的海军医院。熟悉宋任穷的人都交口称赞他的家风好，称赞他的儿女不像高干子弟。宋任穷听了，脸上并无高兴之情，而是痛心地说：“难道高干子弟非得要与众人不同吗？就不能与平民百姓的子弟划等号吗？”

在退居二线之前，宋任穷甚至不允许亲属给自己过生日。直到他去世后，这一要求和教导还影响着他的子女。2015年是宋任穷夫人、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钟月林同志的百年诞辰。他的子女没有举办任何纪念活动，而是默默地在钟月林同志的故乡于都，为于都二中捐赠了一座宿舍楼，表达自己的怀念之情。学校里的师生特别高兴，说上课再不用从课桌上爬进爬出了，山区路远的学生也可以住校了。

宋任穷同志艰苦朴素、清廉无私的人格，影响了无数他身边的人，模范践行了我们党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理念。他在总结革命斗争胜利经验时曾经说过，只要真正和群众在一起，真正想着群众，就什么困难都能克服。宋任穷用坚守了一生的“穷像”，践行了一名共产党人“从人民中来，到人民中去”的信念。

二、勇于担当，扎实稳健。1956年，周恩来总理向时任军委总干部第一副部长的宋任穷提出，希望从军队干部里抽调一名中央委员到地质部任副部长，协助时任地质部部长李四光的工作。宋任穷经过考虑后对周总理说：“你看我去可以吗？”总理说：“你能出来当然好，不过你要考虑清楚，要是出来，军队里的待遇就都没有了，工资要降低，副官和警卫也都没有了，只能有一个秘书。而且此事我还要请示主席。”

周总理在请示主席后，主席的决定是不让宋任穷去地质部，而是专门成立原子能委员会，由宋任穷负责搞原子弹。周总理向宋任穷转达了主席成立原子能委员会的指示， 宋任穷也向周总理提出了自己的想法，如果我们真正要搞原子弹的话，应该考虑成立一个集理论研究、科研生产、探矿、试验结合为一体的工业部，这样才能保证从科研到生产制造的快速高效保密的研制试验结合，而委员会的环节体制不适于此。

周恩来认为这个建议提得非常及时，便于1956年7月向中央提出《关于原子能建设问题》的报告，建议成立“原子能事业部”。意见也得到了毛泽东主席的首肯，11月正式提交一届人大常委会议通过。同月成立第三机械工业部（后改为第二机械工业部），宋任穷任部长。就这样，宋任穷肩负起了新中国原子能事业的重担。虽身经百战，但此前从来没有和“原子弹”这个领域打过交道的宋任穷深知自己知识储备上的不足。近半百的他开始废寝忘食的学习，决心一定要把这块“硬骨头”啃下来。

宋任穷上任伊始，抓了三件事：队伍组建、地质找矿和科研基地建设。这其中第一位的就是“组队伍”。搞原子弹需要大批的科技人才，宋任穷多次到中国科学院“走亲戚，攀亲家”，无数次给中科院党组书记兼副院长张劲夫打电话，屡次登门拜访。后来，还采取了“移花接木”的办法，通过教育部从苏联、东欧学习的中国留学生中挑选100多名，改学原子能科学技术专业；从国内各有关高等院校相近专业的高年级学生中选调200多名，集中到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和兰州大学，改学原子能专业知识。以这几批学生为骨干，迅速组成一支年轻的原子能科技队伍。随后，宋任穷又团结带领部党组成员，研究制定原子能事业发展方针和规划，组建原子能事业领导机构，为原子能事业顺利发展奠定了重要的物资、技术和人才基础。1960年在苏联撕毁协议撤走专家后，宋任穷率领二机部全体科技人员工人干部奋战在矿山开发、浓缩铀提炼、原子弹研制生产的各个领域。二机部在1960年向中央做出了1964年实现首次核试验爆炸的整体研制规划。宋任穷也于1960年，在广州亲自向毛泽东汇报了二机部的计划是定于1964年底前进行首次核爆炸。四年后，中国如期实现了原子弹爆炸实验的成功，轰动整个世界。

宋任穷同志就像是一块属于国家的砖，哪里需要就往哪里搬；也像是一个“救火队长”，只要是国家有困难需要他，他就会义无反顾地冲在最前面，并且以实事求是、扎实稳健的工作作风，去克服一切挡在前路上的艰难险阻。

1960年，在国民经济出现严重困难时，中央调宋任穷同志去东北工作。他每年以大量时间深入基层、深入群众，走遍了东北三省100多个县。在他的主持下，东北三省省委精心组织、周密筹划，积极恢复生产、渡过难关，使东北地区形势一年年好转，到1965年就出现了物价稳定、市场繁荣、国民经济迅速恢复和发展的良好局面。

正如习近平同志曾在“纪念宋任穷同志诞辰100周年座谈会”的讲话中说：“宋任穷同志一生担任过许多部门、单位和地方的领导职务。每到一个新的工作岗位，每承担一项重要任务，他都注重从实际出发，从调查研究入手，摸清情况、找准问题，研究对策、狠抓落实。”并号召大家，学习宋任穷同志“善于从实际出发开展工作，坚持按客观规律办事，坚持求真务实、真抓实干。”

三、信念坚定、对党忠诚。鲜为人知的是，宋任穷同志在加入共产党后，还有过一段在国民党的部队里“当兵”的神奇经历。1927年，刚刚参加革命不久的宋任穷，就被时任江西省委书记的汪泽楷委任为“信使”。他带着密信，历经险阻在江西莲花县宾兴馆找到了部队，顺利将其交给了当时秋收起义的领导人毛泽东委员，并向他汇报了江西省委对起义部队下一步行动的建议。次年冬，敌人重兵围剿井冈山根据地，留在井冈山坚持斗争的彭德怀与滕代远等为了保存实力，决定主动撤离井冈山，去开辟新的根据地。同时决定将湘南籍战士临时组成一个连负责断后，并指定由宋任穷和康健负责。然而不久后，这支连队就在通过太汾圩的山口时，被埋伏在山上的国民党部队打散。宋任穷和大部队失去了联系。

孤身一人的宋任穷，很久没能找到部队。于此同时，敌人还在到处悬赏共产党和红军的人头。一旦身份暴露，只有死路一条。思来想去，他决定先回家，等打听到消息再说。身无分文的宋任穷踏上了乞讨回乡的路。

在战乱的年代里，“叫花子”可不是好当的。各地都有帮派、有地盘，关键还要有讨饭的“独门手艺”，当地“丐帮”的手艺是耍蛇。宋任穷干脆在当地拜了两位耍蛇的艺人为师，一路“卖艺”回到了家乡。

这段经历，让毛泽东同志都印象深刻，直到新中国成立后的三年困难时期还记忆犹新。有天晚上，毛泽东把六个中央局的书记叫到他卧室说：“你们都喊困难，向中央要钱、要粮，我看你们再困难，也没任穷同志当初要饭耍蛇困难。任穷，你说对吧？”

离家不到一年的宋任穷不曾想到，回家后听到的第一个消息是，家中接连有三位亲人故去。母亲离世、大哥被敌人杀害，二哥也死了。哀痛万分的宋任穷更加急于寻找组织。当他打听到他的入党介绍人熊振华在广州时，便向一个皮匠借了20块大洋，趁夜摸黑离家前往广州，沿途做点小生意维持生计。不巧，在到广东韶关时，遇上蒋桂战争，过不去；又准备去上海找党，却听说上海党组织被破坏。

焦急万分的他路经株洲，看见了国民党部队的招兵告示。宋任穷忽然灵机一动，计上心来：国民党部队不是专打红军吗？我何不反其道而行之，参加他们的部队，不仅可以找到红军，而且还管饭吃。于是，这位当时只有二十来岁的小伙子，顾不得给国民党“送人头”的危险，改名宋固，兴致冲冲地报名参加了唐云山的国民党军独立第十五旅。打算以后趁该部与红军交火时伺机回到红军队伍里。

功夫不负有心人，两个月后，这支部队还真就开赴江西“剿匪”。前线上的宋任穷看到对面的红军时欣喜不已，但并没有立马“叛逃”，而是对他周边的国民党士兵说：“我在红军里有熟人，那是咱们穷人的队伍。”几番劝导之后，不仅自己跑了回来，还带了10余名国民党士兵一起，向红军缴械。更巧的是，接受他们投降的正是他在红军任连党代表的部队，都是熟人，又见到了高自立、周昆、欧阳健等老战友。

从此，宋任穷巧计归队的故事，在红军中传为美谈。毛泽东曾经风趣地对宋任穷说：“诸葛亮草船借了曹操十万支箭，你借用国民党的军装找到了红军，宋任穷同志真是厉害哟！”

直到粉碎“四人帮”后，宋任穷同志重新回到工作岗位，依旧如往日一样兢兢业业。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宋任穷担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他深感责任重大，把进一步落实干部政策、平反冤假错案、处理历史遗留问题作为组织战线贯彻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首要和紧迫任务之一。

宋任穷要求所有工作人员：“一定要做到善始善终，要对每个同志的政治生命负责。我们不能只看到面上的问题已经解决了百分之八九十，只要还有一个错案没有得到纠正，那么，就这个同志来说，他的问题就不是解决了百分之八九十，而是百分之百地没有解决。”他日夜操劳，亲自主持研究制定了数十份有关政策规定的文件，经党中央批准后贯彻执行；亲自参加接待工作，听取申诉和意见；亲自主持研究重大案件的平反和复查结论。

经过整整四年夜以继日、艰苦认真地工作，使一大批久经考验的老干部重新走上领导岗位，一大批有专业才能的知识分子得到正确使用，调动了广大干部积极性，为从组织上保证实现党的工作重点转移作出重要贡献。

从冒着生命危险找到组织，到经受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枪林弹雨，到新中国成立后克服一切困难发展核工业，再到重返岗位后兢兢业业地工作……。宋任穷同志在回顾这段历史时，曾语重心长地说出了始终支撑他的一个信念。这一信念同样能够给予我们无穷的力量，值得每一位共产党人所铭记：“革命战争年代，没有崇高的理想和坚定的革命意志，不能设想我们能够在人民中扎下根，并成长壮大起来；同样，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没有崇高的理想和坚定的革命意志，也无法设想能够挑起领导祖国建设和发展的重担。共产党员只有具备坚定的理想信念，才不会为困难所压倒，才能无往而不胜！”